经济学家解读：大城市究竟该多大
盘桓复杂的地铁网络、永远阻塞的交通道路、拥挤不堪的医院学校……大都市带给城民便捷的同时，也挤压着每个人的生活空间。
盘桓复杂的地铁网络、永远阻塞的交通道路、拥挤不堪的医院学校……大都市带给城民便捷的同时，也挤压着每个人的生活空间。于是，很多人说，巨型城市的发展是不对的，它产生了极多的城市病。现今北上广的城市拥挤是因为过速发展所致，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造成市民生活水平下降，房价的攀升，公共服务设施的不足……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真的太快吗?著名经济学家陆铭教授在其新作《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中，用数据、实例以及轻松有趣的语句进行了分析与讲解。
不能把中国今天城市化速度和100年前西欧相比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普遍存在对于城市化的忧虑，在中国，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了。但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万广华教授的研究，比较人类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越晚进行城市化的国家，其城市化的速度越快。所以，不能把中国今天城市化的速度和100年前的西欧国家进行比较。
根据国外既往的发展经验来看，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达到70%之前，其城市化的速度都没有明显的放缓迹象。但尽管如此，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对于城市发展，尤其是特大城市发展的恐慌。
那么，大城市的人口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是不是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来管制住大城市的人口增长?
北上广人口增长超政府预算，该反思目标为何定得不对
对于中国当下的城市化政策，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需不需要对特大城市的人口采取行政性的控制手段。那么，有没有控制城市人口的理论依据呢?城市人口的数量到底是应该成为一个政府政策调控的目标，还是一个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预测指标呢?
放眼全球，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城市的人口作为政府政策调控的指标，大部分的国家基本上是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预测目标。比如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方，但是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划，未来人口可能要从现在的550万增长到700万。也就是说，即便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来讲，它也没有把人口的增长作为一个必须通过政府政策来进行控制的指标。
如果城市人口是个预测指标的话，那么有没有办法预测城市的人口呢?遗憾的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总是提前很多年打破政府设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出现这样的情况时，人们不去反思若干年前制定的人口目标有什么样的错误，而是武断地认为大城市的承载力已经被突破。
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在2020年被规划为1800万左右，而实际上，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在2014年底已经超过2500万。正是这种滞后于实际人口增长的预测造成了今天上海所面临的公共服务紧张、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往往是按若干年前的预测人口来进行的。但是，很多人却将当前的供求矛盾简单地归因于太多外来人口进入上海。如果这种不科学的认识继续主导政策的制定，依旧不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科学预测，不及时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那么未来可能面临的是更加严重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短缺。
如何预测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接下来，我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的人口是怎样决定的。如果最大城市的人口有规律可循，那我们就可以去预测未来上海人口的规模;如果齐夫法则(编者注：齐夫法则【zipf'slaw】，根据这一法则，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越来越适用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话，我们基本可以推测中国未来的城市人口分布。
我和陈钊教授为亚洲开发银行展开的一项研究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了每个国家的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我们的想法是，一个国家的人口通常是在国家内部自由流动的，那么，这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就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怎么布局。
对比东京，上海人口根本没爆炸
特大城市的人口会一直增长下去吗?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会，也不会”。不妨来看看东京的情况――这是我给上海找的参照城市。
由于1945-1965年期间这段高增长时期有其特殊性，我们把考察期延后到1975年，这样战后30年期间，东京都人口增长仍然每年达到27万。为了尽量不要高估东京都的人口增长速度，我把时间再往前挪。我把历史的起点拉到1920年，结果是，在这55年期间，东京都的人口增长仍然每年达到14.5万，接近15万。
我必须要强调东京都的面积只有上海的1/3。这意味着上海的人口假如以东京都当年的速度增长的话，就会达到45万人/年，你恐怕不能说这个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现在有不少人仅仅通过简单地计算上海每年人口增长了多少就认定人口数量在“爆炸”，要知道，人口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它反映的是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上海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不断补充青年人口所必需的。当前，上海的就业人口中有超过一半是非上海本地户籍人口，如果不是这些外来人口的贡献，上海的经济和养老保障体系早就崩溃了。
分散巨型城市人口不可取
请读者注意，1990年代中期，东京都人口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下降了，这与东京都的首都功能分散计划有关系。但是日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当日本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做人口疏散的时候，一方面影响到了东京作为一个首位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随之整个日本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的几年时间也是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的时期，这说明，用行政力量来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回到“大城市人口增长是否无极限”这个问题上来。你看东京都的人口，目前仍然在缓慢增长，而且这是在整个日本人口有所下降的前提下。全球所有国际大都市的人口都无一例外地在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无极限的。但是，要注意到，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增长有相当多来自国际移民，而相比之下，日本是一个国际移民管制较强的国家，东京都的人口增长更多是国内移民驱动的。虽然东京都的人口仍然在缓慢增长，但自从达到1200万之后，东京都的人口增长就非常缓慢，在这个意义上，东京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稳定的状态，人口增长又可以说是有极限的。
搬离城中心只是暂时
今天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是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逆城市化现象有很多种理解，其中有一种理解是人们在搬离市中心。近年来，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也有所下降。特别是随着旧区改造，原来很多高密度的社区被改造了。历史上上海曾经有过每平方公里达到10万人口的社区，最近若干年来，经过旧城的改造，这些社区的人口已经大幅度下降。我要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北京和上海出现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过住得远些，从而可以住得大一点儿，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在东京，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
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人口搬离城市中心的“逆城市化”现象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仍然拿东京作为例子。东京有一个现象：许多人白天在东京都上班，晚上则离开东京都，住在东京都周边的地方，所以东京会出现白天和夜间人口的差别。1965-1995年的30年时间里面，该比重越来越低，几乎是直线下降，但是从1995年以来这个比重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升。
美国也出现了重新搬回大城市中心的迹象。2012年6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2010年7月-2011年7月间，在面积排前51位的美国都市区中，有27个都市区的中心城区人口增长超过了郊区，其反映出的是城市中心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人们重回市中心的趋势。形成对照的是，在2000-2010年间，只有5个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区超过了郊区的增长;而自1920年代以来的每一个10年中，城市的郊区人口增长都曾经比中心城区更快。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以知识、信息、技术作为自己工作的投入品，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接近空气里弥漫着的知识、信息和技术。
在美国，城市中心区生活质量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善：一方面，城市的犯罪率有大幅度的下降，安全性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市中心原先的一些分散而封闭的商业正在被博物馆和棒球场这样的文体设施所取代。而工厂的搬迁又使得城市的中心摆脱了重污染，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城市环境的改善是能够与城市扩张同步实现的。
随着收入的提高，人的消费结构也发生明显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消费那些需要面对面的服务，比如听音乐会和看体育比赛。于是，人们宁愿承受市中心比较高的房价，住得也比较狭小。实际上，中心城区的高房价就是人们为工作和生活便利性支付的成本。收入提高之后，时间成本也在上升，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过那种“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路上”的日子。
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会持续增长
等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结束的时候，上海人口如果由全国的总人口来决定，大约为4100万，正好居于上面估计的3000万到5400万之间。当然，我们的估计只是个约数，基于统计数据和模型的预测都有误差。
不管怎么样，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继续增长，这是一个阻挡不了的趋势。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按过去规划的人口规模来提供，而实际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曾经的规划，就会造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缺。这时，我们是应该去科学预测人口，调整城市规划，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还是通过控制人口来控制需求?答案应该是很显然的吧?我但愿城市的管理者不要把一个主观想像的人口规模凌驾于普遍规律之上，延误了增加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的时机。